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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人说: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不是不报,时辰未到。”这类警句,我们小时候都念过的,这便是因果观念。佛说:“纵使经百劫,所作业不亡。因缘会遇时,果报还自受。”但是这因果观念,全是由佛教传来的吗?不是!中国固有的上古文化,也早已有了,《易经》上讲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。正是因果观念的明显表示。由这种因果观念的推演,发展出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教育目标,教人如何做一好人,做一完人。然而时代不同,现在这种良好的教育目标几乎已丧失殆尽,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,迟早要出问题的。

 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,乞丐也好;或者挑葱卖蒜作小生意,开银行,办贸易公司,做大买卖,那都是职业不同,无论你作什么,人都要学做人。我常常跟一些从政的朋友讲,不要说做官难,把人做好了,做官自然容易。上台做官要做人,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。做人别做绝了,做绝了不会有好下场。中国人的教育,一向是为了达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标准,这个标准和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的因果观念相通,也和孝道思想同流。而佛教的许多理念,尤其菩萨道的提倡,无不是从此种因果观念和孝道思想立论,扩而充之,神而明之,而臻于淋漓尽致的地步。

  佛教讲因果涵盖三生,每一个人自己的前生、今生、来生,由此形成一条无穷尽的横线,和中国儒家因果所讲的祖先、父母、我、后代儿孙的竖线,又交叉成一十字架。其实,依据因果轮回,角色变易的道理来看,自己的前生、今生、来生同自己的上一代、这一代、下一代,二条因果线往往是彼此重叠,一而二,二而一的。所以中国民间长久以来,充满了三生因果,七世夫妻,乃至世世互为兄弟,互为夫妻的传奇故事,所在都有。所谓一切皆由因果、因缘而来,善因善果,恶因恶果,随人自取。“祸福无门,唯人自召”,怨不得人。

  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

  这是中国文化四句话的原则,大家要特别注意的,我们中国文化,东方文化,最喜欢讲因果报应。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《易经》,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,来自印度的,事实上中国、印度、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。由此我们了解,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、政治、道德等的基础,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,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,乃至做官的人,要为子孙培养后福,都是怕因果。

  佛家的因果,是讲本身的三世,即前生、现在及后世。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、本身、子孙三代,就是根据《易经》这里来的。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,尤其这几句话,我们都晓得用,知道是孔子的话,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,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,但是据我个人仔细静静的观察研究,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,这个观念还是有,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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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要注意“余庆”“余殃”的“余”字,余是剩下来的,余是有变化的,并不是一定本身就报,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定理,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。由此看来,刘备在临死的时候,吩咐他儿子两句话:“毋以善小而不为,毋以恶小而为之。”以刘备这样一位袅雄,对自己的儿子作这样的教育,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。我们看历史传记,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,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,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。将来中西文化汇合以后如何演变?还不知道。现在据我所知,最近在美国,宗教的活动,自哈佛大学开始,已经变了,提出“宗教一家”的口号,主张宗教不能分家;其次,美国的一般学者、知识青年,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,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,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,教育下一代,为了国家民族文化,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变的。

  下面孔子对于这个观念作了演绎,从此,也可以知道孔子为什么作《春秋》,写历史,历史的法则就在这里。“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来者渐矣,由辩之不早辩也。易曰:履霜坚冰至,盖言顺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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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春秋战国的时候,孔子看到社会多么乱,孔子看见当时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,所以提倡孝、提倡仁。社会文化,像人吃的药一样,哪一种病流行,就倡用医哪一种病的药,假如这两天感冒流行,药店的感冒药就卖得多。大学里开课,社会需要什么人才,学校就开什么课程,教育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看了四书五经很伤感,可见中国这个民族,可怕的一面是不孝、不仁、不义的太多,所以孔子提倡仁呀!义呀!孝呀!到了几千年来,有几个真孝、真仁、真义的?

  孔子这里就讲出了这另一面:“臣弑其君”,部下叛变干了主管的,“子弑其父”,儿子杀父亲的,春秋战国这类例子太多了,尤其是利害之间,兄弟妹妹之间,都是杀、抢。“非一朝一夕之故”,不是突变来的,一个社会文化演变不是突然而来的。“其所由来者渐矣”,是渐进的,也是《易经》的法则,一爻一爻,慢慢变来的。

  根据《易经》孔子这个道理,我们看近六十多年的历史,乃至推到近百年历史,或远推到清朝中叶,十九世纪开始,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,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现象,有许多人看不惯,很难过,我觉得没有什么,这都是渐渐来的,不要怕,有时一个变动就变好了。“其道穷也”,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地步了,非回头不可。“由辩之不早辩也”,这是辩论的辩,也是辨别的辨,在家庭教育来讲,就是对一个孩子变坏,没有早看清楚;以历史来讲,就是不好好领导,不早辨别清楚,所以发生动乱,这也是讲历史哲学,也是社会史,也是文化发展史。譬如中国文化,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学?“其所由来者渐矣”,也是慢慢变来的,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已到了顶点,但还是要变的,当然还有更新的科学时代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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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易曰:履霜坚冰至,盖言顺也。”学了《易经》,脚踏在地上发现降霜了,就知道冷天快要来了。到了春天,立春以后,气候一暖,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备拿出来了,都有前因后果,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。

  “直其正也,方其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,敬义立而德不孤,直方大,不习无不利,则不疑其所行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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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孔子儒家的思想,把《易经》天文的法则拿来讲人事,做人修养的道理。所谓直就代表正,方代表义。中国人看相,以这个原则也蛮通的,说人的脸型,长的主仁,方的主义。“君子敬以直内”,内心修养绝对公正,自己内心得直,没有弯曲,不在肚子里耍鬼。“义以方外”,对外面,对人对事,一言为定,到处合宜,言而有信,规规矩矩,所以“敬义立而德不孤”,不要怕寂寞,不要怕倒媚,自然有自己的道理。“直方大,不习无不利。”一个人只要有直、方、大三个字,公正、义气、仁爱,内方外圆,胸襟伟大,像大地一样,包涵一切,“则不疑其所行也”,天下人同心一德了。

 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,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”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,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。怎么出去,就怎样回来;如何待人,人也将如何待你。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,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,之前已经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。我们的《易经》老早就有这种思想,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至于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”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,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,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。

  在政治上,我们看历史的演变,就是因果报应。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,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。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。我们中国的历史,每一朝代都是如此。怎么来的江山,也将怎么样的失去;怎么样取得的政权,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。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,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。所以国家也好,个人的事业也好,都是怎么起来,也是怎样下去。经过时间的证明,长期观之,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,并非偶然如此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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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,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,没有不讲利的。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,乃至于人生的艺术、生活……等等,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。如不求有利,又何必去学?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,读书认字,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。即使出家学道,为了成仙成佛,也还是在求利。小孩学讲话,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,当然也是一种求利。仁义也是利,道德也是利,这些是广义的、长远的利,是大利,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,也不只是权利的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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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,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中去看。《易经》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词,以及上下系传等,谈“利”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;而说“不利”的,则有二十八处。但不管利与不利,都不外以“利”为中心在讨论。《易经》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,便是“利用安身”四个字。所以《易经》也是讲利,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,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的道德因果律,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,可以得到余庆的果。相反地,积不善因,便得余殃之果。所以,积善是“利用安身”最有利的行为。

  整理自《孟子旁通》《易经杂说》《南怀瑾老师讲佛教的孝道思想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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